漫谈在澳洲生活的N个“想不到”（二）

05.行政管理级次简单，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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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悉尼奥运会所在地奥本市林丽华市长

　　澳大利亚的国家行政管理梯级只有三级。第一级：联邦（federal）。联邦政府（Commonwealth Government）负责外交、社会福利、劳资关系、贸易、移民、货币及国防事务。联邦政府的决策机构是联邦国会（Federal Parliament），由参议院（Senate）和众议院（House of Representation）组成。第二级：州（state，海外有时译为“省”）。州政府（State Governments）负责司法、消费者事务、卫生、教肓、林业、公共交通等。州政府的决策机构是州议会（State Parliament），由上下两院组成（昆士兰除外）。第三级：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分为：市（city，有时也译为“区”）；市区以外的部分设郡（shire）。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Authorities）负责地方道路、垃圾收集、建筑管理、公共卫生和社区娱乐等。地方政府的决策机构是“市政厅”或“市议会”（Local Council），议员称Councilor，而市政厅领导人称市长（Mayor）或郡长（Shire President）。

　　中国国家行政管理梯级粗粗地讲是五级。第一级：中央；第二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三级：各省（自治区）的地级市，在直辖市则是区或县、第四级：地级市所辖的县级市、地级市所辖的区，在直辖市则是街道或镇；第五级：县级市所辖的街道或镇，在直辖市则是居委会或乡。

　　由于两国行政管理梯级的不同，当澳大利亚政府官员来访的时候，中国方面以什么样的级别来接待，经常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有时候还不免会闹出笑话。譬如，“悉尼市长”来访，假定我们以上海市市长恭候，实在是屈尊。上海市市长贵为行政第二梯级的首长，而悉尼依联邦、新南威尔士州一路下来应该是第三级，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管辖整个悉尼的行政首长，有的只是地方政府，或为市或郡，这一级政府光在悉尼就有40多个，而所谓“悉尼市长”所管辖的这片区域只是碰巧了被命名为“悉尼市”而已，属于第三级。按这个级别，我们以上海任何一个区的区长去接待他还绰绰有余，因为我们是第二级政府的十八分之一，澳洲全国有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900多个，新南威尔士州怎么样也得有近200个吧，即是说，“悉尼市长”只是第二级政府的近两百分之一啊！

　　澳洲行政管理级次的简单，简单到按常理没法解释，以我一个原中国大学历史教师的常识，也是到了澳洲几年以后，确切地说是进入了报纸行业才大体搞懂的。因此，许多到澳洲作访问学者的中国知识精英，每每舞文弄墨，称“大悉尼市”或“大纽约市”，恐怕这样的“市”还没有产生呢！同样，回国以后，我也偶尔听到中国媒体有“大某某市”之称，也许都得改改口才是。更不可思议的是：今年4月，霍克和另一位前总理霍华德还在一起探讨废除“州”一级的可能性呢！（没有搞错，就是废“州”，而不是“地方政府”）。天呐，假定州政府“武功全废”，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

　　在澳洲生活，几乎每年都要碰上一两次选举：联邦（即中央）的、州的、地方的，不投票还要罚款。联邦级的罚一百（澳元）、州级罚五十、地方级罚三十。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又拒交罚款，还要把你送上法庭。大街上，你经常可以看到竞选海报，大多数是角逐地方的所谓“市长”。有时候，走过路过，我常在想，他们都是在竞选我们的“街道主任”呐（级别相当）！而所谓的“市长”都没有固定的、标准的薪酬，大多数都只是从政府部门象征性地领取一点微薄的补贴，他们只能依靠从事其它职业的收入来养家糊口。

　　1999年11月悉尼奥运会之前，我作为《海天物业周报》记者，采访过悉尼奥运会所在地奥本市（Auburn）的林丽华市长。采访之时，但见奥本市“市府”只有两间50平米见长的屋子，这使我煞是“惊讶”。同当时的悉尼市市长曾筱龙开“建筑师事务楼”不同的是，林市长有自己的地产公司。她见我“一脸惆怅”的样子，便告诉我，在澳洲，地方政府只有12人的配置，市长、副市长每周是200元的津贴。……

　　06.市府缺钱也会倒闭，想不到！　　

　　上世纪中，一条对华人来说是“爆炸性”的新闻出现在报端：新南威尔士有六个地方政府（市府）因财政困难，宣布“倒闭”，归入周边其它的地方政府。政府也会倒闭吗？是的，这个在中国人看来闻所未闻的事情还真的得到了澳洲法律的印证。澳洲法律规定，市议会运转期间，如出现重大问题，贪污、腐败、财政拮据，无以为继时，州政府有权解散市议会。澳洲历史上，地方政府被解散的事情不乏先例。

　　好，言归正传，2003年，新南威尔士州工党政府发起了一项“地方政府合并计划”。州政府在宣传“地方政府合并计划”时的解释是，该计划可以节省人力、节省开支，对一部分民众颇有吸引力。而反对者也开列了合并地方政府的五大弊病。第一，合并地方政府肯定是以减少政府对市民的服务为代价的。政府越大越官僚，对市民越不利。举例说，维多利亚州在四年前建立了很多“超大型地方政府”后，市民普遍反应服务比原来差了很多。第二，合并地方政府不仅不能节省人力、节省开支，而且会带来更大的赤字。还是以维州为例，维州的“超大型地方政府”亏损了三亿元。第三，合并地方政府会摧毁某些地区的经济，使房价受很大冲击。澳洲经济几乎是以房地产为支撑的，房价的大跌，势必带来经济的萎靡。另外，很多乡村地方政府几乎是当地市民的灵魂，如果撤销了某些地方政府，相应的银行、教育及商业都将遭致命打击，最后还可能会导致一些村落的消失。第四，合并地方政府将会严重打击多元文化。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少数民族是弱者，是应该保护的。如果地方政府比较小，在一些少数民族密集居住的地区，少数民族的代表还是免强有机会进入市议会的；而如果小的地方政府都合并成“超大型地方政府”，少数民族将会失去优势，毫无进入议会的可能。这样的话，少数民族的利益如何保障？第五，合并地方政府将导致大党控制所有地方政府。如果每一级政府都被同一个政党控制，并不是什幺好事，这和专制政体有什么两样？州政府合并地方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打击小党（或独立议员），最后完全掌控各地方政府，这是很危险的。

　　其后，反对者还为此联络各地方政府联名上书州政府，反对合并，号召市民联名请愿，召开抗议大会等等。在这个时候，新州政府逆势而上，强行解散了悉尼和南悉尼两个市议会，理由是这两个市议会不同意州政府的合并计划。这一行动在新州引起了更大的“震动”。舆论普遍认为，如果只是因为两个市议会不同意州政府的合并计划就强行解散这两个市议会，毫无疑问，新州政府是在滥用权力。

　　07.融入亚洲几为国策，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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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亚洲”的始作俑者——孟席斯总理

　　澳大利亚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无疑更靠近亚洲各国，但是由于早期的移民都是来自欧洲，带来的是欧洲的语言、文化和传统理念，所以澳洲人的“欧洲情结”挥之不去。不过，随着亚洲各国经济地位的崛起和政治地位的改善，也随着澳洲和亚洲各国的关系日益密切，澳洲政界的有识之士一再呼吁，要把政策的重心放在亚洲而不是美国或欧洲。

　　“融入亚洲”是澳洲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政策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的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政府。当年执政的孟席斯总理目光远大，确信澳洲的长期发展离不开亚洲。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霍克政府和基廷政府增进了与亚洲国家的人员和经贸往来，又把“融入亚洲”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1996年霍华德政府执政以后，坚持实行“融入亚洲”政策，谋求进入东盟对话国的行列。但在当时，马来西亚等东盟成员国对澳洲采取强硬的批评态度，认为“澳洲人不是亚洲人，是欧洲人，是种族主义者”。澳洲因而一直被拒之于东盟对话国大门外。

　　进入新世纪后，霍华德政府继续向前推进“融入亚洲”政策，面对东南亚国家摆脱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振兴，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经济，霍华德政府将对外政策明确调整到“亚洲优先”，加大了“融入亚洲”的力度和步伐。在“亚洲优先”的政策下，澳洲积极开展与东盟国家和中国的经贸合作与往来，取得了良好的成果。2003年7月和10月，澳洲与新加坡、泰国分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2004年，澳洲对东盟10国的出口占其全球出口的12％。此外，由于澳洲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逐年猛增，中国跻身澳洲对外出口的榜首。目前，在澳洲的五大贸易伙伴中，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就占了3个，充分显示了亚洲对澳洲的重要性。

　　可以这幺说，如果没有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腾飞，澳洲可能不会对亚洲那幺感兴趣。资深的澳洲学者戴维·戈兹沃西指出：长期以来，冷战思维一直左右着我们对亚洲的看法，亚洲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里，我们和其它西方国家并肩作战，同共产主义国家交锋，尽管我们在西方国家阵营里处于从属位置，我们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员。而到了八、九十年代，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了，“战场”开始向“市场”转变，亚洲国家成了我们的贸易伙伴。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经济外交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显得异常重要，这与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我们从安全、战略的角度出发看待亚洲截然不同。

　　2005年12月，首届东亚峰会在吉隆坡举行。澳洲应邀与会，成为峰会16个成员国之一。作为区域外国家，澳洲终于实现了多年来“融入亚洲”、加速发展的梦想。

　　08.总理坐车违章照罚，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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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深受中国留学生和华裔人士爱戴

　　在澳洲，政府要员，甚至州长、联邦总理因疏忽大意违法受罚的事情并非罕见，执法机关不会因肇事者是政府要员而减免处罚。1991年，时任总理的鲍勃·霍克（Bob Hawke），在一次国会开完会后驾车离开国会大厦，按规定，应该先系安全带，然后再发动汽车。但他启动汽车才发现没有系安全带，等他系上后已经晚了。这一切，都让摄像头拍了下来。警察很快就找上门来，要求罚款100澳元，按规定限期28天内缴付。那么，是不是警察不知道他是总理呢？回答是：知道，且警察要找的就是他。因为在执行公务时的警察眼里，他不是什么“总理”，而只是一个违反规定的开车人。事后，霍克亲自给昆士兰警察局打电话表示歉意，并甘愿受罚。记得，当时各大报纸的头版都有一张大大的照片，画面上，警察伸出右手，作一个阻拦状，这便是我初到澳大利亚，在完成了先期“资本原始积累”（打工），开始有闲并有钱买报纸后受到的最初的“震撼”。

　　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2008年6月1日。那天，时任澳洲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为他所代表的澳洲自由党联邦委员会，在他所居住的悉尼港湾附近的总理官邸科瑞比里宫（Kirribilli House）召开一个官方招待会。总共225位代表出席了为期三天的招待会，并享用丰盛的套餐。与会者为此共支付了8250澳元，自由党花费了5500澳元。此举马上引来了反对党——工党的质疑：作为一位国家总理，怎么可以用纳税人的金钱和政府拥有的官邸来举办竞选基金筹募会呢？尽管科瑞比里宫是政府分配给总理居住的场所，但并不代表总理可以随意使用国家财产，来举办商务用途的会议，或者举办任何不收场租费的鸡尾酒会。面对工党强劲的指责，霍华德对公众解释道：自由党联邦会议期间，在他的官邸举办鸡尾酒会，其中食物、人工等费用都是由自由党单项支出的。尽管他作为主人举办了宴会，但他并没有因此收受任何礼物。而且，作为现任总理，他是被政府授权住在科瑞比里宫的，因此，他有权邀请客人到官邸聚会，以示主人的好客。因为媒体的关注，民众也自发形成了两大观点，但究竟谁对谁错，自然不能由大家随意说了作数。此事后来交独立于两党之外的澳洲选举委员会彻查。如果该委员会裁定整个事情有错，那么总理先生将面临1000澳元的罚金。

　　在注重人人平等的澳洲，民意代表不以权威或排场取胜，但必须专业而清廉。国会议员全天候在国会大厦里待命，随时要投票、质询或被质询，再高位的议员如果找不到替代者，都得出席。文官有着同样的清誉，从东岸的悉尼到西岸的佩斯，从机场里第一线海关官员到工业部运筹帷幄的司长，只要法律站得住脚，你不必担心要与他们套交情、搞关系才能办好事，有钱不一定能使鬼推磨。前任西澳副州长因谎报差旅费，经审判后，琅铛入狱2年。前任悉尼警察局长涉嫌贪污，也遭审判，人民没有“刑不上大夫”的怀疑。

　　澳洲有相当的民主和严格的法律。存一己私利的党派之争当然是有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违法乱纪、营私舞弊也是有的；各级官员有一些人作风不正也是存在的。但是，所有这些事情一旦暴露，法律和公众舆论就会给与不留情的鞭鞑，直至当事人受到适当的惩罚为止。一切大方案及规划都确确实实地由公众投票决定。连刑事犯的判刑年限也基本由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决出，绝无由少数人独断专行之理。

　　霍克是深受中国留学生和华裔人士爱戴的澳大利亚总理，后来在一次工党内部的“逼宫”中，他为基廷所败。顺便说一下，霍克卸任总理后，仍一直致力于推进澳中关系的发展。有一段时间，霍克甚至同我一样一直“海归”——在中国“发展”：连同这次参观世博会，这已经是霍克第86次访问中国了。

　　09.移民部长公车赴访，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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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联邦移民部长雷铎时的留影

　　“二月的‘南方大陆’，骄阳似火，大地浸透着署气，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圣诞休闲的懒散中苏醒过来；而此时，76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奔波着一位政府高官。他走南闯北，拜访各民族社区、会见传谋、倾听民意、发表政见，显示了一位负责的民众公仆对国家大事高度的责任心。他，就是联邦移民部长菲立普·雷铎（Philip Ruddock）。……”

　　这段文字是我在1997年8月23日采访过移民部长雷铎以后发表在《澳华时报》上的开篇，并以醒目的加大号黑体字标出，言语中不乏“溢美之词”，是我们习惯地“歌颂”领袖的文笔。雷铎是时任总理霍华德手下的一员干将，对亚洲移民持“严厉”姿态，移民政策几乎一年两变，是“个案处理”中国留学生居留问题的始作俑者，因此整个华裔社区都有点“怕”他，尤其是他演说时每每45度仰视天空的神态，更使当时近万名尚未解决“身份”的“洋插队”们感觉“小命”难保，前途无望。能把这样一座“尊神”请进报社，自然是所有华文媒体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民族传媒都得靠族人“吃饭”，打“社区牌”，尤其是当时日近尾声的留学生“定居牌”。

　　记得之前在整个8月，报社进入“紧急状态”，老总事先要我写了采访题目，这就是我至今还保留着的《采访移民部长的若干问题草稿》，洋洋数千言，从美国、加拿大说到澳洲，从工党说到自由党，竭尽“煽情”、“鼓动”之能事，意欲“说动”部长“法外开恩”，整体解决中国留学生的居留问题。23日那天，我们“采访组”一行去老总在悉尼市中心豪华的办公楼，等待“大驾光临”，“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部长居然坐了公交车来了，巨惊！

　　这次采访使我对澳洲政府官员产生了某种新的好感，雷铎也不是先前那么“可怕”了，于是留影若干，反映在第二天的《澳华时报》，连标题都有些“含情脉脉”了：《大选后首度面对新闻界：移民部长雷铎莅临本报话家常》。这次用综艺体提炼的导语更是“可圈可点”：“从团结党崛起提到工党落败，从刘威廉可能落选说到单一民族党失势，从部长两年半的政绩侃到他有无可能角逐澳洲总理。……”云云（如在最后10个字下面圈10个着重号，则更加意味深长）。以后，我们便好像掌握了“话语权”，属于“本报独家”的长篇报道接二连三：《世纪末移民国家澳洲向何处去？联盟党再执政下第二波移民大讨论全景扫描》、《移民部：你的下一步棋该怎样走？》、《技术移民：澳洲当今移民潮热点中的热点》等等。

　　如今反思：澳洲政府官员的清廉是其制度决定的，要说“感恩的心”，这个可以有，但不是影响其政策的主要方面。面对华裔社区同主流社会日益增多的交流，如是的“感恩”是忙也忙不过来的。又譬如另一次，好像是侨青社庆祝55周年聚宴，散席之后，天外下起了蒙蒙细雨，时任新南威尔士州代议长的何沈慧霞独自撑起一把雨伞出来了，我忍不住对她说：“您这个身份在我们上海就是人大主任的级别啊，为什么不坐公务车？”她笑答：“都这样，习惯了！……”

　　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政府官员的公差有严格的规定。如丹麦，为了体现公务员的平等性，除了首相、副首相、各部大臣、议会主席外，其它人的住房、乘车、乘船标准都一样，也就是说坐飞机只能坐经济舱。公差只能坐公共汽车。如果出差地没有公车，才可以“打的”。

　　10.打骂孩子邻居投诉，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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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人看来，孩子是国家的，父母只是“替国家养着”

　　按照中国人的观念，父母应当严格管教子女，“养不教，父之过”，“严师出高徒，严父出才子”，自己的孩子无论怎样打骂、管教都是家事，别人管不着。回中国以后，我特别关注了媒体对孩子教育有无“新思维”，发现尽管时间离我出国过去了十多年，但舆论对“棍棒教育”还是持谨慎的“默认”态度。

　　然而，在澳洲人看来，孩子是国家的，父母“只是替国家养着”，国家每月给父母赡养费，所以父母是不允许对孩子大吵大叫，甚至虐待的。大人时时都得有耐心，和风细雨地给孩子讲道理。如果打骂孩子，被邻居听到，他们会打电话报告警察局的，因为法律鼓励民众报案，尤其是在怀疑有可能发现虐童的情况下。即使事后发现是报案人弄错了情况，只要不是恶意，警方也不会追究责任。

　　警察在介入虐童案之后，有权在现场决定是否将孩子带离住家。如果父母不服，将交由法庭判决。法官如果判孩子回家，有时可能附加一些条件，比如要改善其居住环境、或带孩子去看病。如果判孩子不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要优先考虑交由其祖父母或其他亲属、朋友照顾。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把孩子安置于寄养家庭中，亲生父母虽有权了解寄养家庭的情况，但要探望孩子就受很大限制。

　　澳洲的学校普遍告诉孩子们，父母不可以随便打骂子女，违者将受法律制裁。由此，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强，每当大人们吼着要“教训”一下自己的时候，他们都会理直气壮地说：“你敢打我，我就叫警察！”

　　于是，问题来了：不准打骂孩子，要给孩子讲道理，那要是孩子不听那些道理怎么办？尽管这些情况在我所接触的澳洲人家庭中比较少见，但他们还是给了我自己的见解——“冷处理”：即当出现问题时，父母先冷静下来，当双方气氛缓和下来以后，再来讲道理；同时，实施事先规定的处罚，包括经济处罚。

　　在教育孩子方面，目前国际上采用“积分制”训练方式，该方式能有效提高孩子的积极性、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具体方法是：1、首先让孩子写下最希望爸爸妈妈为他满足的10个愿望；如想要一双新款鞋，想去外地旅游等等。2、为孩子的每一个愿望设定积分，如到外地旅游这个愿望需要1000个积分，而去吃麦当劳需要20个积分等等。3、为孩子的训练设定积分，如按时按量完成训练可积5分；训练成绩优秀，达到90分以上再得5分；无需家长催促或监督，能自觉完成训练加2分等等。4、当孩子的积分达到愿望分值时，可以给孩子两个选择：一个是立刻拿积分来换，实现这个愿望，如选择去吃麦当劳或买一双耐克鞋；另一个是暂时不换，继续累计积分，留下积分准备实现下一个更大的愿望，如达到1000个积分，就带他去外地甚至外国旅游等。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孩子“延迟的满足”，对孩子的耐心、毅力以及目标的规划能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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