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下挫对中国家族是一次警醒

作为风险投资和创业管理方面的国际知名学者，拉斐尔·艾米特(Raphael Amit)拥有多个头衔：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管理学院管理系教授、罗伯特·高尔根(Robert B.Goergen)创业学教授、沃顿全球家族企业联盟执行委员会董事及主席，曾任《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组织科学(OrganizationScience)》等全球顶级学术期刊的编委，同时还兼任数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不过，他却更喜欢大家亲切地称呼自己为“拉斐”。

这众多名号中拉斐本人最为看重的，自然是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头衔。如今跻身世界最知名商学院之一的沃顿，同时也是全球第一所大学商学院，而2015年已经是他在沃顿这所拥有135年历史的管理学院中执教的第16个年头。加盟沃顿前，拉斐在加拿大大学“三强”之一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职9年，再往前则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无一例外全是全球顶尖的学府，这份履历放在学术界，绝对是有够响当当的了。尽管如此，拉斐却表示，“比起自豪，这个身份教给我更多的是谦逊。沃顿无处不在的同辈压力时刻激励着我不断努力工作”。虽然担任着众多社会职务，但拉斐的言谈举止无时无刻不流露着学者气度。

采访约在下午两点，此前1个小时，拉斐才结束在东莞的一场会议，匆匆赶至深圳。这已经是他年内第五次到访中国，而前一次不过是三周前。之所以往来如此频繁，是因为拉斐致力的两块研究领域—家族传承与VC/PE近两年在中国都极具市场。除了受聘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班教授风险投资之外，拉斐还出任了两岸三地不少家族企业的顾问，从宏观上搭建家族传承的整个构架。

“中国第一代的创业者，很多都差不多到了55岁、65岁这样的年纪，他们一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今他们面临的两大难题就是财富的保值以及传承，二者同等重要。”

艰难的“三权分立”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家族企业的经营更着眼长期的繁荣稳定，而非家族企业则更关注于短期利益，上市公司甚至每个季度都有盈利增长的压力。”从美国沃尔玛到法国爱马仕，从瑞典宜家到德国宝马，从意大利菲亚特到韩国三星，这些广为人知的企业均为家族所掌控，涉及领域几乎覆盖了各行各业，家族企业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总部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嘉吉公司(Cargill)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控股公司，如今已经传至第六代了，其年销售高达1500亿美元。”谈及这些富过三代的著名家族，拉斐如数家珍。但是要经营好一家家族企业，顺利地实现财富的传承与交接，却绝非易事。“与非家族企业相比，经营家族企业的最大挑战在于，在管理好公司业务的同时，如何维系整个家族的和谐与幸福，这一点十分困难。”身为香港地区一个家族企业的唯一外部董事，拉斐笑称自己更像是一个“斡旋人”，“因为只有一半时间花在了打理生意相关事宜上，而另一半都消耗在解决家族内部的各种纷争上”。经营家族企业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在于，“家族企业中同样会有非家族成员股东的存在，要尽量避免牺牲非家族成员股东的利益来满足家族股东的利益。”

不过，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最大的难点还在于传承”。古今中外，随着核心创始人的离去，众多家族企业或控制权旁落，或没落走向破产，又或陷入家族争产的泥淖。尽管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个家族和企业的现实情况不尽相同，但在拉斐看来，家族企业的经营尤其是传承，首先要将所有权、管理权和控制权三者区分开来。“所有权、管理权和控制权三者如何设计，对家族企业的长盛不衰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但我知道在当下的中国，很多家族企业还在第一代手中，这三权其实是集于创始人一身的。”企业就像是这些企业家尤其是创始人的一件私人财产，甚至是另一个孩子，要让他放手或是分割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其实并非没有迂回的解决方式。

在《华盛顿邮报》转手之后,《纽约时报》已经成为了美国剩下的唯一一家家族持有的大报，但事实上索尔兹伯格家族(Sulzberger)手中掌握的流通股比例只是刚刚超过了3%。拉斐娓娓道来，“《纽约时报》的股票由96%的A类股票和4%的B类股票组成。虽然A类和B类都是1股对应1票投票权，但B类股票持有人控制着董事会2/3成员的任命权，这意味着《纽约时报》的9名董事会成员中，有6人的任命权在B类股票持有人手中。索尔兹伯格家族大约持有着80%的B类股票，也就是说他们掌控着董事会”。

听起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但现实往往要复杂得多。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家族企业开始向成熟的家族文化取经，不管是订立家族宪法、设立家族委员会，还是聘用职业经理人，亦或是采取信托的方式传承财产、启用家族理财室，这些西方家族企业的“标配”在中国已经越来越有市场，比起经验上的欠缺与执行环节的难度，文化的障碍依然是难以逾越的一环。

因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中国的家族企业所面临的传承挑战甚至更为严峻。拉斐在中国时不时会遇到有企业创始人咨询，唯一的孩子不愿继承家业该怎么办。面对这样的问题，他的第一句话总是宽慰：“孩子的幸福与否是最重要的，他幸福了，你也会感到幸福的。”只是，对中国的父母而言，要淡然地做到这一点，真心没那么容易。

“从所有权的角度出发，家族仍然可以拥有企业，雇佣职业经理人就是选择之一。对方通常会追问一句，‘职业经理人并非家族成员，值得信任吗?’我会告诉他们，如果你能聘用一位合适的律师，律师会帮你从法律角度为所有权的延续提供保护。”每个家族都会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这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方法解决它们，用拉斐的话来说，“富过三代的家族，都会以专业的方式来对待意见不和以及各种争端”。

“文化对于商业决策起着关键的作用”，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人更倾向于不轻易相信非家族成员、更容易产生偏见、更不情愿面对死亡这个话题，“这给家族企业的传承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在拉斐看来，观念的转变显然是中国家族企业传承更为迫切的一课。“传承并不预示着死亡，相反它意味着生命的延续，企业的长久稳定、繁荣以及和谐”。

“投资项目就像谈恋爱”

虽然在外人眼里，家族企业和VC/PE是两个相去甚远的研究领域，但拉斐自己却是妥妥地找到了二者的联系。

每个家族的传承计划、股权设计、机构设置、执行方式以及面临的问题都会有所区别，可是家族基业长青的基石不会变：信任、团结。“家族企业以人为纽带，做风投最主要的也是看人、看团队”。拉斐笑言自己顾问当久了，看的项目多了，顺带自己也投点项目，因而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投资逻辑，虽然他坦言自己也有过不少失败的投资经历。

“第一位肯定是人、团队，过去的经历、在一起共事的时间长短、领导力、执行力，这些都要通过频繁地接触一一去考察。就像结婚前需要花时间和精力了解一个人，投资也是一样的。”吃饭、聊天、运动，各种社交活动都是拉斐了解团队的途径，“甚至见见他们的家人”。最重要的，“还要有点恋爱时的那种化学反应，你懂的。”拉斐满脸笑意，“相互之间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关系。就像恋爱，这是一种伙伴关系，需要一起协同作业，所有的生意都会经历高潮与低谷，只有双方之间建立了足够的信任和尊重，才能共同经历这一切”。

拉斐直言，如果一系列的接触没有让他感觉到那种只可意会的“化学反应”，“不管这个项目听起来有多好，我都不会碰”。而他口中的好项目，衡量的标准当然是客观的。其一是商业模式，包括市场规模、产品定位以及企业策略，其二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字“钱”。

“中国迎来创业最好的时代”

因为创业成本的显著降低，也因为科技的日新月异，市场上的投资项目异常充沛。这是否意味着对年轻人更多的诱惑，让家族企业的传承面临更多的挑战?拉斐表示，虽然严格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前需要先明确一下家族企业的定义，但整体而言，这一趋势对家族企业还是意味着更多的机遇而非挑战。“不管是技术的创新、服务的创新，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而最大的市场机会当然来自中国。很难想象，拉斐与中国的缘分竟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

1989年，拉斐被所任职的学校派往上海交通大学授课，主题是“如何创立私人企业”。“想想都有点后怕，万一把我抓进监狱怎么办?”说起自己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一向严肃的教授开起了玩笑。确实，在那个创业者还被称为个体户的年代，中国社会远没有现在这般开放，整个世界对这个东方国度知之甚少，包括它的政治、经济与人民，一切的一切。也许是某种巧合，也就是在那一年，雷军开始了首次创业，史玉柱给自己的新技术公司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巨人。

不管怎样，为期两周的授课让拉斐积累起对中国最初的印象。此后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经济上的迅猛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拉斐也更加频繁地到访中国，学术交流、商务会议、家族企业咨询顾问。“20多年过去，中国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变化”，“当时的浦东基本还是遍地芦苇，现在它已经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了”。

拉斐毫不讳言，眼下是在中国创业的最好时机。首先是文化认知的转变，民众对创业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个人也越来越能接受“为自己工作”的理念。而从软件来看，不仅“整个创业的生态系统越来越完善，围绕着创业的咨询、律师和会计服务都日趋成熟”，而且“资金来源异常充沛，包括孵化器、天使投资、众筹等多种模式”。当然，最重要的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扶持。“你们的克强总理不是一周内三次提到‘创新创业’的概念吗?”

因为频繁的学术与商业交流，拉斐不仅去过北上广深，连拉萨、成都、青岛和昆明等城市都留下了足迹，这些经历与见闻都加深了拉斐对中国的了解。采访时刚一见面交换名片，他就主动提出要“扫一扫”，“和中国人打交道，当然要会用微信啦”。60多岁的人流露出一脸的俏皮。拍照时闲聊起6月中以来A股市场遭受的重创，他又很自然地引申到自己的专业领域，“这对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也是一次警醒，我知道他们的流动资产中有不小的比例都投资于A股市场或私募股权，希望能借这次机会让他们更加深刻理解投资多元化的必要，不仅是投资，业务也是如此，都应该尽量实现资产类别、行业以及地域三个维度的多元化”。